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民政部副部长。
1998年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阎宝航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战略情报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慈善家。191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阎宝航就创办了专门接收贫苦家孩子的“奉天贫儿学校”。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说：“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而阎宝航领着几个无地位、无声望的师范毕业生，白手起家，就办起了贫儿学校，实在难能可贵。”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重庆被人们称为“阎家老店”的家，曾接济、保护了众多沦陷区的难民和革命志士。为此，他的父母亲不惜变卖家产。和父亲阎宝航学生时代即被同学们称为“阎老佛”一样，阎明复秉承“善良、正直”的家风，从小到老，没有停止对他人的关心、帮助，直到80多岁，还常常为扶危济困捐出自己的工资和积蓄。他的心胸一直像天空和大地一样坦荡，说话做事总是像高山和江河一样真实。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是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十年动乱期间，他被“四人帮”关进秦城监狱，七年半的时间里，无论如何被折磨，也不肯说半句昧着良心的假话。后来，他担任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在民政部任职期间，阎明复促成并主持了中华慈善总会这一全国性慈善组织的创建。
与“慈善”结缘
早在1989年，阎明复就与“慈善”结缘，促成一个境外慈善项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成功实施。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扶轮社决定在全世界实施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慈善项目，香港扶轮社的重要捐款人和组织者云大棉先生建议这个国际慈善组织到中国内地来做这件事情，并得到了国际扶轮社的认可，决定向中国内地捐赠大批小儿麻痹症疫苗。1989年底，云大棉先生为此事专程来北京找阎明复，请阎明复协助把这个好事办好。
阎明复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体所面临的疾苦一直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他清楚小儿麻痹症在我们国家一些地方，特别是环境相对较差的农村给儿童们造成的危害，也一直巴望着我们国家能早一天根除脊髓灰质炎。
为了能尽快有效地防治小儿麻痹症，让孩子们远离脊髓灰质炎的危害，阎明复欣然接受云大棉的要求，决定协助云大棉先生把这件好事办好。为此，他找来了有关防治小儿麻痹症的资料，一页页翻看。他了解到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要冷藏在零下18°C，考虑这些疫苗又要从美国和我国香港运来，虽然空中和陆路运输中都有很好的冷藏设备，但由于国际扶轮社的捐赠量很大，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样费时、费力也费钱的运输，显然不是好办法。因此，他向云大棉先生建议，请实施这个慈善项目的国际扶轮社在中国内地投资捐建一个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工厂。这样疫苗就可以直接运往需要的地方了。云大棉先生觉得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便很快向国际扶轮社总部汇报，很快就得到认可。
阎明复考虑，要把这件好事办好，需要请卫生部部长帮忙。他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就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把这个情况详详细细对陈敏章同志说了。作为主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部长，陈敏章也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这个时候的阎明复还想着要办这样的好事也颇为感慨，他使劲握着阎明复的手，加重语气说：“阎大哥你放心，不管你今后怎么样，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那时，阎明复已经没有了任何职务和权力，正等待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
陈敏章部长很快就解决这件事，确定建厂地点，安排国际扶轮社对这个项目的实地考察。考察后，国际扶轮社决定捐助1500万美元在我国云南昆明建设一个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生产厂。在陈敏章部长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很快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同时，还捐助了运送这些疫苗的冷藏车。从日后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很好。这个厂子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占了全国需求量的75%，为我们国家防治小儿麻痹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赋闲中的阎明复一边治疗着多年顾不上的“无名热”，一边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有需要他出力的时候，他绝不含糊。
看到云大棉先生这样热心慈善事业、这样乐于助人，阎明复和他的老伴吴克良都想到了宁夏一个偏僻的贫困地区。他们到过那里，看到当地因为没有学校、因为生活贫困，许多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夫妇俩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孩子渴望读书的那种令人心酸的眼神儿。阎明复很清楚，当时国家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尽管有了越来越多的投入，但还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孩子上学的问题。阎明复当时就想，能不能动员像云大棉这样的社会慈善人士，为贫困的乡村建学校呢？阎明复很动情、很细致地向云大棉先生介绍了宁夏那个贫困乡村的情况，希望云大棉先生能在那里建一所小学，并建议他到那里看一看。云大棉先生很快就去了宁夏那个贫困乡村，经过一番考察，云大棉先生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那里捐建了3所小学。后来若干年里，云大棉先生在全国各地捐建的各类学校有好几百所。
1991年华东大水灾的时候，阎明复已经到国家民政部任职了，云大棉先生又及时与他联系。在香港，云大棉先生是最早发动为华东水灾灾民募捐的慈善家之一。
从那时候起，阎明复就感到了民间慈善的作用，也开始接触、思考“慈善事业、慈善组织”，这个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还陌生或者还不敢面对的问题。
阎明复到民政部任职以后，还与世界宣明会这个国际慈善组织建立了联系。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宣明会这样一个由基督教创办的慈善组织，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还有很多疑虑，总是拒绝或回避。
1990年阎明复到民政部任副部长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宣明会有了一些联系。他首先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询问了宣明会的情况，包括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人员组成，他注意到宣明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他熟悉的先生、女士。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时与这些知名的爱国爱港人士都有着很深的交往，也对他们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人不会做有损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事！”他这样肯定地说，认定宣明会这个慈善组织是可以联络与合作的。
当时，他特别安排与他一同到香港的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留根尽可能多地参加宣明会在香港的活动。当时，香港宣明会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饥馑三十”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宣明会成员自愿赤脚挨饿30小时，目的是切身感受饥饿，体会那些因为粮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线边缘的人们的感觉！激发大家的慈善慈爱之心。活动中，他们一边体验着饥饿，一边开展关爱贫困儿童、为贫困地区儿童筹款活动。徐留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一活动，也坚持挨饿30小时。这30小时里，他直接体验到，那些宣明会成员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心里想的真是那些还在贫困之中、还面临饥饿威胁的儿童，是真心实意地要为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
在香港，阎部长从民政工作、社会慈善活动的角度与世界宣明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接触，对这个组织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
1991年，当时的世界宣明会总裁艾格雷到北京访问，与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和阎明复先后会见。与阎部长会面时，特别谈到了他们在中国内地的慈善项目。也是在这一年，华东大水灾发生后，宣明会大力支持安徽的重建工作，并对贵州的贫困山区实施慈善救援。此后的几年里，宣明会又相继对发生洪涝灾害的广西、江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实施慈善救助。
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对贫困儿童的救助，1993年，宣明会主席助理谭帝焕和宣明会香港办事处倪贡明先生到民政部与阎明复副部长会面，提出要在内地实施对贫困儿童的救助项目。阎部长没有犹豫，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儿童一贯是十分关心的，内地百姓对贫困儿童也都非常关心、关爱，没有哪一个人面对受苦受难的孩子不生怜悯之心。帮助贫困儿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完全可以搞这方面的合作。”从他越来越高亢的声调中，就可以体味到这位部长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宣明会的两位先生瞬间就被他高昂的激情感染了。心地善良的阎明复对百姓，特别是对困难百姓一贯是非常关注、关心的。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他很快就深入考察、研究民政工作的对象。他很清楚，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确实还有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把这些贫困儿童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如果有国际慈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这无疑是件好事，是不该回绝的。他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打肿脸充胖子的，不能为了顾及我们的所谓脸面，挡住会使贫困儿童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资助。这时，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宣明会对贫困儿童实施救助的具体办法，就是要直接到贫困儿童当中调查，了解每一个儿童的详细情况，然后实施面对面的救助。他们希望在内地也这样做。阎明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沉思着说：“现在这样做恐怕是行不通的，你们直接到基层调查贫困儿童的情况，当地政府和群众很可能会认为你们别有用心，是在收集我们的阴暗面，找寻污蔑我们的口实。”他想了想，建议说：“我看你们可以先帮助我们的一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这些孩子虽然政府已经管起来了，但一些福利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院经费还严重不足，还面临许多困难。那里的孩子们吃饭、穿衣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医疗，特别是孤残儿童的大病治疗，还有上学读书等方面都还需要社会慈善的帮助。”
谭帝焕和倪贡明经请示总部领导，同意了阎部长的建议，并与民政部签订了关于孤儿助学的项目协议。不久，世界宣明会一个资助儿童福利院孤儿上学的孤儿助学项目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实施了。由于宣明会与民政部的这次合作，全国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儿的教育及生活方面有了新的非常必要的改善。
两年之后，谭帝焕先生又找到阎部长，说由于这个项目的资助对象是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在香港和一些国家已经很难募集到慈善救助资金了。因为捐款人认为福利院的孩子已经有政府管了，他们的意愿是资助那些尚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孤儿和困难家庭的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而这样的困难儿童在中国内地也是确实存在的。谭帝焕先生还介绍了宣明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慈善项目的情况，提出邀请民政系统的朋友到亚洲国家实地考察宣明会在那些地方的慈善项目，以便了解一对一儿童助养的操作过程和募来的经费如何使用，了解如何实施、发展慈善项目。宣明会对贫困儿童的资助，采取由捐款人认捐，一人帮助一个或几个贫困儿童，但捐款人并不和受助儿童见面、联系，以避免受助人对捐款人提出额外的要求，也防止捐助平衡的缺失，杜绝不必要的矛盾。
阎部长很仔细地倾听谭帝焕先生的意见和建议。这时，中华慈善总会已经成立了，吉林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一些省市也相继创办了慈善会。他明显地意识到，“慈善”这个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已经开始被人们关注，实施这一类慈善项目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环境也有了改善。
“我看可以，现在，这样实施这个慈善项目的条件应该已经具备了。”他说，他同意谭帝焕先生的建议，也接受了谭帝焕先生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的邀请，他觉得我们的同志需要学习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做法。他请民政部国际合作司作出计划安排，派出了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去泰国考察。1997年，世界宣明会董事会主席张大可和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医生到访北京，会见阎明复先生，促进彼此合作关系。同年，宣明会同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签订了“儿童为本、小区扶贫项目”协议。当时，阎明复任民政部副部长兼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他代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两家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很快，人们就以惊奇的目光和兴奋的心态在云南、广西、宁夏、甘肃等许多地方看到、感受到宣明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这个项目成功地实施，那些因为这个慈善项目而改变了人生的孩子都微笑着走进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
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阎明复与我国台湾的慈济慈善基金会结缘，在“慈济”走进中国大陆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1年华东大水之后不久，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先生代表台湾慈济功德会到访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表达了慈济会员对华东水灾灾民的关切和准备捐赠7亿台币救灾款物的意愿。接待王先生的是救灾救济司的一位负责人，由于这位同志为救助华东水灾没日没夜地忙碌已十分疲惫，由于他确实接待过一些说了大话而不能兑现的来访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谈话不够投机，对慈济人对大陆灾民的诚意一时没能很好地理解。况且，他所面对的又是一个佛教组织，还是台湾的，这也许会使他在意识里多少有些顾虑。
王端正先生有些无奈，心想：既然没有缘分，也只好离开了。
他人离开了民政部，可心却还在那里，还在华东水灾的灾民中间。如果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又怎么能回复上人（证严法师）的嘱托，怎么能面对那许许多多慈济人对大陆同胞的一片爱心呢？
当天下午，他找到了当时正在《名人传记》工作室的顾国平。他向顾国平讲述了自己的为难之处，希望他能给自己出个主意。
没想到，顾国平满怀信心地说：“我帮你找阎明复！阎明复刚刚到民政部工作了，那是个好心人，是有知识、有水平的领导，他一定能处理好这事。”
说这话时，顾国平和阎明复并不相识。
当他拨通民政部的电话，说是要找阎明复副部长时，心里忽然又有点嘀咕了。他嘀咕阎明复会不会接一个与他并不相识的人的电话。他还嘀咕，阎明复从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职位到民政部当副部长，而且是刚刚到那里工作，按常理说，都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阎明复来接电话了：“是啊，我是阎明复。”
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浑厚，那样清晰。
顾国平忽然什么都不嘀咕了，是直觉告诉他不必再嘀咕了。他对阎明复说，有一个台湾朋友来赈灾的事情需要马上向他反映。
阎明复很干脆地说：“好，你说吧。”
顾国平说，阎明复听。顾国平说完了，便听到阎明复在电话的另一边很果断地说：“这样吧，你请这些台湾朋友还到民政部来，找我，由我来接待他们。”
王端正有多高兴呀！尽管他此时还没有见到阎明复，还不知阎明复会怎样对他们说，可他已经预感到慈济要干的好事一定是要成了。 王端正见到阎明复了，看到阎明复那宽厚、慈祥的面容，睿智、明亮、溢满善意的眼睛。但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位共和国的副部长与他握手、对他表示欢迎的同时，还代表上午接待过他的那位负责人表示了歉意。
阎明复说：“我们的那位同志这些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疲惫，对你所表达的意愿和诚意没有很好理解，还请你多多谅解。”
王端正心里似涌进一股甘泉，甜甜的又有点酸酸的，连连说：“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
阎明复爽朗地与王端正交谈，谈华东水灾，谈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谈台湾同胞对大陆灾民的关切。阎明复还代表民政部和灾民向慈济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王端正先生向阎部长表示，慈济人来大陆只赈灾不传教。证严法师多次对弟子们说：“海峡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们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
阎明复很高兴证严法师这样圆融睿智知情达理，并与之有了一个“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定。
王端正说：“我们来大陆赈灾有个原则，就是重点和直接。重点就是我们因为财力有限，只能重点救助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人；直接就是慈济人对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则，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教育他们不要花天酒地。同时，直接的原则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阎明复痛快地说：“这很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他还当即通过救灾救济司了解到了受灾最严重、灾民最困难的地方，介绍给王端正，以便他们尽快考察并实施赈灾计划。
但是，害过不少人的极“左”思潮在一些人心中总还有难以消除的阴影。所以，慈济人在大陆的赈灾活动总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人为的沟坎和波折。可由于阎明复的帮助和斡旋，那些沟坎总能很快就填平。
台湾“慈济”在大陆的慈善赈灾和慈善救助活动以及他们的慈善理念受到大陆同胞的普遍认同与赞许，使阎明复注意到民间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引发了他对创建慈善组织的一些思考。
创建中华慈善总会
中央安排阎明复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使他与普通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众有了更多的接触，使他对百姓的实际生活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他注意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几年间，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在向纵深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开始出现深刻的分化，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使得中国的贫困群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他记录了自己在乡村与城市的贫困人群中见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全国尚有7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60岁以上的老人1.17亿，其中7%约819万多人过着独居生活；有近20万流浪儿童，其中近10万是孤儿；还有5000多万残疾人。他深深感到，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救助再全部由政府承担已经适应不了社会的变化与需求了。我们国家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必要性，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越来越明确地显现出来。他在工作中看到、感觉到，改革开放中，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但有了救助穷人的能力，还有了这方面的精神需求。改革开放使大家有机会接触到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吉林省民政厅的同志就是在香港考察、学习中受到启发，提出了在吉林省建立慈善组织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他及时的肯定与支持，他还特别关照他们为内陆省份发展慈善事业创出路子。这时候，他筹建全国性慈善组织的愿望也愈发强烈了。
他把自己筹建全国性慈善组织的想法汇报给民政部党组，得到了部领导的一致认同与支持。1994年1月末，就筹建全国性慈善会的问题，阎明复还专门拜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向朴老述说自己在民政部的领导下筹建中华慈善总会的想法。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朴初先生就与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有过许多交往。从小，他就常听父亲讲到赵朴初先生，讲朴老怎样深入探究佛教哲理、怎样从事佛教和慈善救济工作，讲朴老的学问、为人和对社会、对人民的功德。赵朴初先生是阎明复特别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时候，就常到朴老家中看望朴老，常就统战工作，特别是在有关宗教界如何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上征求朴老的意见和建议。阎明复常常会记起在朴老这里得到的许多珍贵的启示与教益。
见到阎明复，朴老格外兴奋，上下不住地打量这个心中总是既有热火又有清泉的忘年知己。朴老微笑着注视他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朴老看到的依旧是人们熟悉的激情和真诚。尽管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可朴老总觉得他兼有佛缘、佛性。不只朴老，佛教界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觉得与他有缘。年近九旬的老人，此时眼睛里闪出的是青春时代的光彩，说话的声音也与年轻人一样洪亮：
“你做得依旧很好，这很好！”
阎明复离开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的岗位以后，朴老与他的工作关系以及联系尽管少了许多，但一直关注他的工作、生活。
他笑了一下，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没有做的事情还很多。”随后对朴老说起自己到民政部工作以后的感受、体会和想法。
朴老仔细听着阎明复的每一句话，脸上不时漾起会意的微笑，高兴地连声说：“好，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朴老和他就“慈善”的话题，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朴老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他说，“老其老，慈其幼，养其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间的救助、互助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在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发生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的救助更显现出巨大的能量。朴老跟阎明复回忆起他通过“仁济堂”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那段往事。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朴老说，当时的上海工商界给予难民许多慷慨的捐助。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救助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朴老说，这种民间的慈善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人为地批判，统统被说成是剥削阶级欺骗被剥削者的一种手段。朴老说，在旧社会的确有这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积极的一面。因为，捐献者、帮助穷人的人，就其群体来说，大多数是中下阶层的人。朴老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朴老还对阎明复提出，慈善在新社会应有更新的含义，发展慈善事业要着眼于国内的慈善资源。他说，慈善之心人皆有之。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支持、怎样去发扬。在改革开放中，那些收益比较多的企业家，自然有义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对于来自普通百姓的小额捐助，积少成多的捐助也不能不予珍惜。
谈起慈善，谈起慈善事业，朴老总有说不完的话。
阎明复仔细聆听，不时不由自主地微微点头。他牢牢记住了朴老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当他组织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时候，总是想起朴老的这次谈话。
不久，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慈善总会即将正式成立的时候，阎明复又给朴老写了一封信，告诉朴老这个好消息。朴老接到信后，很快就给阎明复写来回信。他用小楷毛笔写了整整两页纸，信中除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外，又就“慈善”阐述了很深刻的见解。
当时，阎明复还在国家民政部任职，不能担任“中华慈善总会”这个群众团体的领导，他便去动员刚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在民政部，崔乃夫是阎明复的领导，用阎明复自己的话来说，也是良师益友。崔乃夫很高兴，欣然同意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慈善总会筹备成立的时候，本来计划中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总会。老部长崔乃夫针对这一名称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他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他还提议，名称中的中国应改为中华，这样我们的慈善工作就可以包括海外华人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了。阎明复听到老部长这番话，连声叫好，他很清楚崔部长对社会慈善的思考由来已久，并且有了一些大胆而成功的实践。在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只要谈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创立，他总要谈到崔部长的贡献，谈到老部长给予他的许多教益。
这时候，阎明复又陪同崔乃夫会长拜会了朴老。朴老非常高兴，和他俩亲切交谈。
阎明复请朴老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朴老微笑着说：“好！有你在那里干，我就干。”
阎明复曾经是一个出版社的领导，崔乃夫曾经是一所大学的领导，都是文化型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慈善文化的建设。朴老更是重视慈善文化和道德建设。当听说中华慈善总会要筹办慈善文化报刊时，朴老异常兴奋，两次把阎明复找到家里交谈。他特别希望慈善的报刊能在净化人性、普洒爱心、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后来，当《慈善》杂志创刊时，朴老非常高兴地为刊物题写刊名，并应阎明复之邀担任了《慈善》杂志社的名誉社长。
本文选自《慈善的高山厚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