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政部任部长11年，1994年至1998年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慈善，这个曾经被回避、曲解，甚至被鞭笞的名词在新中国被正名被重新提起；慈善事业在新中国重新酝酿、萌芽、创建、发展；慈善的旗帜在华夏大地重又举起并被社会承认，这曲折却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中华慈善史都与崔乃夫这个厚重又响亮的名字紧密而生动地联系着。
2014年，崔乃夫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却风度依然。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这位共和国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力量，一种颇具震撼力的启示。
早在1995年，我就在他位于北京西皇城根9号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过慈善。那时，我对“慈善”还懵懵懂懂。
“怎么解释慈善呢？慈善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的互助。作为观念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又有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句子。”崔乃夫坐在他办公室一张放了许多书的小圆桌旁，一边轻轻用手比画着，一边流畅而清楚地对“慈”和“善”做了分别的解释。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体现的就是慈。善讲的是横向关系，社会上人对他人的帮助、仁爱。中国把慈善二字并提，是在《北史》的《崔光传》里。那里面有‘光宽与慈善’这样的提法。”
那个上午，我还听到他对我国慈善事业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慈善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应该由国家包起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他人的钱财中拿出一点施舍穷人。崔乃夫说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在解放后没有发展的思想上的原因。另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这是更重要的。我还记得那时崔乃夫表情丰富地分析了解放后直到文化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他用手比画着说：“那时，每人每月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在这样条件下怎么开展慈善活动？”接着，他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现在，经济有了较快地发展，人们的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不少人也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总是不断听到崔乃夫有关慈善事业的深刻论述，逐渐了解、体验到他在任国家民政部部长和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期间为我国慈善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有一年他的老家昌平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涌入北京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30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1985年崔乃夫提出并在民政系统实施了民间捐赠旧棉衣被给贫困乡村的举措。崔乃夫的贡献与他具有很强的改革创新意识分不开，担任部长期间，他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还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1986年4月中旬，崔乃夫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的建议，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4月中旬，崔乃夫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三峡地区考察。一天傍晚，崔乃夫随赵紫阳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崔乃夫和赵紫阳一边漫步一边交谈。赵紫阳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赵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通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赵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赵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么多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赵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
赵紫阳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
“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而后，他又突然问苏联、东欧搞吗？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赵紫阳又对崔乃夫说：“那你给我搞个材料。”可见他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顾虑的。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赵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赵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引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也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本文选自《慈善的高山厚土》
